移民海外的中国企业家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选择——他是否需要成为一个外国人。按照加拿大的移民政策，如果五年之内在加拿大住满三年，就可以拿到加拿大护照。当然，这同时也意味着放弃中国国籍。
据了解，大多数移民的企业家，都把妻子和孩子办成外国国籍，而他们自己则保持着中国国籍，只是持有国外的绿卡而已。这和爱国心有关，也与他们在中国面临的现实有关。
美国推行的EB-5类签证主要为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，最低投资50万美元（约325万元人民币），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。据称，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和新加坡，其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（约235万元人民币）、80万澳元（约454万元人民币）、150万新元（约962万元人民币）。
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华人富豪首选的两大移民目的地，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，且当地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华人社区，移民后容易融入华人社区的生活。在加拿大，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。而在澳大利亚，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。
一旦放弃中国国籍，企业家每次回国还得到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，在国内的生意也瞬间变成了外商投资，而中国部分行业政策不允许外国人进入。而且，他们不能随便买房、住酒店等等，以前凭借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解决的很多事情，现在因为其外国人身份，有可能变得更复杂。
在加拿大呆得越久，越不想回国。那里阳光充足，环境可人，和老婆孩子呆在一起仿佛尽享天伦之乐。
可是，这一切并不能长久。企业家们必须回国做生意，然后把赚到的钱拿到海外去消费，毕竟将自己的事业全部搬到国外而移民的老板并不多。所以更多的企业家只能飞行在两国之间，两边各住上十天半月，有时候他们也带上孩子和爱人一起回中国，比如说过春节，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电话和Email。
企业家们意识到，移民之后的家庭生活和事业开始分裂。他们常常必须在不同国度和不同身份之间不断转换。全家团聚的日子反而减少。
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但是，这依旧无法停止中国企业家前赴后继的携妻带子奔向海外。
目前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华人富豪首选的两大移民目的地，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，且当地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华人社区，移民后容易融入华人社区的生活。在加拿大，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。而在澳大利亚，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。
除此之外，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中国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。
香港有评论认为，中国富人移民海外，使国民财富迅速流失，也使精英人才外流，最重要的是国民对政府的信心大打折扣。越来越多的富人移民国外，将使中国变成财富空心化，使改革开放30年的财富积累流失掉。
在当今中国，有移民心结的人并非少数，包括影视明星和公派留学生在内，一旦有机会就很少有人回国。资料表明，自1978年以来，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，仅27.5万人回国。流出海外的78.5万青年才俊，相当于60所北大所有在校本科生。
此外，近年来“裸官”人数也陡然增加，这些人以种种名目将妻儿和巨额资产迁移出境，自己则留在国内为官，有风吹草动便溜之大吉。据中国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，仅截至2004年，外逃官员数量已达4000人左右，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。
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表示，中国大陆的移民热，直接负面冲击，一是资本外流；二是智力外流。但资本和智力外流的冲击仅是表象。移民浪潮本身就是“用脚投票”。长远的恶果，在于中国阶层的分裂，以及中国经济的“印尼化”隐患。
所谓中国阶层的分裂，是指中国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、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”的传统，是对阶层等级秩序的强烈否定，加上对物欲的追求和精神家园的丧失，中国甚至难以孕育出富裕、中产和平民“三明治”式的稳定结构，阶层间的扭曲和仇恨日益强烈。
所谓中国经济的“印尼化”，是指中国企业家的财富在外、企业在内的分离。印尼华人掌握着印尼经济的70%，但是有限的政治地位和排华事件的惨痛记忆，使得印尼富翁选择在印尼设厂赚钱的同时，选择新加坡为国籍和财富存放地。印尼局势好转就返回挣钱，印尼局势恶化就逃离暂避。中国经济若也感染“印尼化”疾患，那就意味着中国富裕群体、技术精英甚至部分官员，给自己保留了寻求安全的选择权。
有评论称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制定政策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，然后期望让“先富带后富”。的确，一部分人不负厚望真的先富起来了，但大量先富起来的他们没有实现总设计师“先富带后富”的遗愿，而是扔下穷兄弟不管，撒开脚丫子跑到国外去了。总设计师泉下有知一定会深感不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