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在海外漂泊的中华学子，有爱人在身边陪读是幸运的。而那些为了成全爱人的梦想、远走他乡的陪读者们，又在想些什么，干些什么呢?
“在一起最重要”
陪读者敢于放弃自己所熟悉的，奔向陌生和未知。他们的勇气来自哪里?正在新西兰惠灵顿陪丈夫的袁虹说，那是因为有情。
为与在维多利亚大学读博士的丈夫团聚，现年33岁的袁虹两年前来到新西兰。她原本是国内一所大学会计专业的教师，当时已经具备评选副教授资格，父母家人都反对她辞职陪读，但袁虹始终认为，“两个人在一起才最重要”。
新西兰陪读签证相当于工作签证，办理程序并不复杂。因丈夫是读博士，袁虹能拿两年半签证，正好与丈夫学习时间吻合;但一些本科和硕士生的家属只能获得一年陪读签证，需要每年办理延期。除提供亲属证明，新西兰的陪读签证还要求申请者提供一定资金证明。袁虹说，办签证不难，难的是下决心。
在澳大利亚，以爱情名义申请陪读签证还要有更直接体现。为陪妻子到澳大利亚留学，高桦2012年底通过中介申请陪读签证，妻子申请留学签证。签证办理顺利，耗时3个月。不过，申请过程中要写封信，充分说明夫妻俩为何离不开对方。这封信要写得非常细致，以便提高签证成功率，于是他们写上一些较为私密的情感细节。高桦说，这是唯一让他觉得别扭的地方。
因高桦放弃在中国已经较为红火的事业，妻子时感亏欠，但以前与刘欢、英达、范文芳、吴奇隆等艺人合作过的经历让高桦自信满满，且在澳陪读可以全职工作，不像留学签证有工作时间限制，所以高桦一边享受在一起的日子，一边适应新环境。
寻找新生活支点
没有学习压力的陪读生活一开始有各种兴奋，但新鲜感有保质期。袁虹告诉记者，到惠灵顿不足半月，“好山好水好寂寞”的新西兰生活就让她觉得内心空虚。
同样在惠灵顿陪妻子学音乐的彭浩也有同感。他说，陪读岁月最痛苦的就是如何找到新兴趣点、摆脱寂寞。
彭浩三十出头，是国内一家知名都市晚报的要闻编辑，可是新的英语环境和周边的陌生社区让他突然变成“闲人”，经常一个人在周边山上徒步看风景。由于惠灵顿地处南半球“咆哮西风带”，常常刮起大风，很多时候他只能躲在家里“听风看雨”，当“宅男”。
适应新环境就像摸着石头过河，袁虹、彭浩和高桦都选择了“再就业”。然而，试图在悉尼重操旧业的高桦发现，很多公司要求申请者是澳大利亚公民或者永久居民，他那光鲜的求职简历多数都石沉大海。最后历尽艰辛，终于在一家华人传媒公司找到技术总监的工作。虽然这份工作没有发挥他的专长，但高桦说，对于现状，他很满意。
不能改变环境，就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。对在法国陪妻子的鞠国民而言，更是如此。为照顾在波尔多第二大学攻读生物统计学博士的妻子岳玲玲，33岁的他两年前来到法国。作为“科学家配偶”，他可以凭借陪读签证“在当地办理长期居留”，但不懂法语让他的日常生活处处犯难。
鞠国民说，“像我这样法语零基础的人在法国本地学习法语非常困难”。虽然社区有法语学习班，法国移民局也提供免费学习班，但他完全跟不上，只好花800多欧元到波尔多第三大学专门学了半年法语，再回到免费法语班学了170个学时，这才理顺日常生活，解决了交流困难。生活由此慢慢步入正轨。
携手同行
守护爱人的梦想是陪读者走出国门的原动力，找到自己的支点则保证了他们可以一直携手同行。
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陪丈夫攻读工程系博士的冯笑而言，陪读生活也得“有目标，有追求，有收获”，否则“人就要废掉了”。自学英语，开始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(GRE)和托福[微博]考试之后，冯笑的陪读生活终于从“腻烦”变得充实而开心起来。
走出家门找工作的袁虹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。如今，她为当地华文媒体和机构撰稿。至于今后的打算，袁虹说，一切顺其自然，如果丈夫顺利毕业并在新西兰找到工作，她希望继续在这里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。
彭浩先后在当地一家中文报纸和中文网站找到兼职工作，开始跑新闻，很快适应了新西兰华文媒体的工作节奏，如今不仅是家里的“经济支柱”，还在新西兰华人媒体圈小有名气。妻子也顺利获得博士学位。他们已经迁到新西兰北部城市奥克兰，希望在那里开创一片天地。
今年3月，岳玲玲在波尔多生下儿子，取法文名雷奥，中国籍。鞠国民笑着说，儿子出生是他到法国后最幸福的时刻，虽然照顾小孩很辛苦，但一家人在一起再苦也甜。“对于未来，我们还没有具体打算。我既然已经选择支持她，就会支持到底，尊重她的选择。”
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，1978年到2013年底，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超过305万。对于那些陪同中国留学生一起走出国门的伴侣来说，放弃已有、选择新起点真不是件容易事。